日本绿-蓝株式会社驻海口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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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公害教训与今日的环境问题
环境监测分析在环保工作中的作用
原社团法人日本环境测定分析协会会长
日本绿蓝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长
谷 學
翻译：石玮*
地球的环境问题包括“地球温室效应”、“热带雨林的破坏与沙漠化”、“酸雨”、“臭氧层空洞”以及“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公害问题”等。为了解决这些全球性环境问题，日本积极地作出了许多努力。去年12月在京都召开的“第三届气候变动框架条约缔约国会议”（京都会议）上，日本作出了将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比一九九 年削减６％的约定。
此外，日本还通过帮助开展植树造林，传授技术等活动积极援助有关国家克服热带雨林的破坏和防止沙漠化。比如对中国的塔克拉马干沙漠化防止项目提供技术支援，日本的非官方组织（NGO）在黄土高原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等。同样在酸雨问题上，日本主持召开了有亚洲10国（中国、日本、韩国、蒙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俄罗斯）参加的关于亚洲地区酸雨监侧网建设的专家会议，并从一九九三年至九五年花费三年时间对亚洲地区的酸雨监侧网的建设工作进行了准备。随后又在中国的重庆市和成都市进行了酸雨监测的实证试验工作。设立在日本新泻县的东亚酸雨监侧中心的筹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目前，日本政府每年都要拨款２千亿日元作为环境ODA（政府开发援助）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援助，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公害问题。
中国伴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各种环境公害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酸雨、汽车尾气污染和噪声、废水污染等等，中国正在经历当年日本曾经经历过的环境公害问题。
在此，谨希望从环境监测的角度，介绍日本所遭受的环境公害历史和摆脱公害问题的背景，同时介绍当今日本社会所面临的新生的环境问题，以及对于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环保工作情况。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对海南省以至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环保工作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促进海南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笔者所属的社团法人日本环境测定分析协会（以下称“日环协”）是一九七四年在日本国通商产业省和环境厅共同管辖下诞生的社会公益团体。协会的会员由从事环境监测分析事业的环境计量证明事业所和拥有环境计量士资格的个人（日本国家级资格）组成。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协会所属的事业所会员达524家，环境计量士会员达486人，合计1,010个会员。
协会诞生的意义在于，环境监测分析事业从无许可制变成有许可制，为环境监测分析事业的信赖性提供了保证。协会诞生的背景与一九七 年召开的所谓“公害国会”（由于主要以公害问题为议题而得此名）有直接的关系。诸如《大气污染防止法》、《水质污染防止法》等各项环境立法，纷纷通过“公害国会”诞生或修，并于一九七三至七四年开始正式实施。为了配合这些法律的有效实施，环境监测工作也必须同样受到法律的监督。
日环协的工作主要以向所属会员及时提供与环境监测分析工作有关的环境行政，以及环境监测分析技术信息为主。比如主持召开环境保护研讨会和技术交流会，及时向会员通报政府及有关委托事业的实施成果等。日环协的组织构成和事业内容如图－１、表－１所示。
表－２列举了当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几大公害事件的历史。其中，被称作四大公害之一的“水俣病”出现于距今45年前的一九五三年。当时由于查不出发病的原因，而被看作是一种“奇病”。在水俣病出现二年后的一九九五年，又先后发生了“四日市哮喘”和“痛痛病”，而“新泻水俣病”的第１号患者出现于一九六四年，几乎晚于其他公害病10年。日本战后高度经济发展开始于一九五二年（昭和27年），到一九七 年的大约20年的时间里，日本全国频繁地发生了大量的公害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这20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1952～1958年平均6.88%，1958～1973年平均10.41%，而石油危机后的1973～1976年跌至2.37%。在此提起注意，日本战后经历的经济增长同中国起步于80年代初期的经济增长是何其相似。
如前所述，日本为了克服深刻的环境公害问题，曾于一九七 年召开了“公害国会”，制定了多项公害·环境法律。政府为了全面推进环境行政工作，于一九七一年正式成立了国家级环境保护机关——环境厅。随着政府环境厅的诞生，作为地方环境行政的执行部门的地方公共团体（地方政府）也纷纷组织设立公害·环境部，同时配套设置公害（环境）研究所，以便专门从事把握环境污染情况，研究公害对策等科研工作。
伴随这以上环境行政工作的开展，日本的公害（环境）监测分析行业也作为新时代崭新的经济领域而诞生并受到关注。早在60年代初期便有几家企业开始着手环境分析业务。随着环境厅的诞生和各项环境法律的实施，一九七二年以后从事这项业务的企业数量急速增加。一九七四年《计量法》得到修改，公害监测分析业务也开始引进依法登记的制度。这项制度也促进了日本环境分析企业的成长。作为通商产业省和环境厅共同管辖的社会公益法人的日环协的事业所会员也从协会成立时的306家增加到了今天的524家（参考图－２），登记会员企业占全日本1,423家（一九九八年四月至今）环境计量证明事业所的37%。
３－１．环境监测分析工作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作用
步入七 年代，日本的公害问题得到了快速、明显的改善。图－３显示了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的变化情况。从图中的数据可以看出，1973年第１次石油危机时期的浓度几乎只有1967年0.059ppm（0.168mg/m3）的一半，而目前日本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一般控制在0.010ppm，只有当年高浓度时期的1／6左右。
对于日本是如何能够摆脱沉重的公害困扰的问题，国际上许多环境专家认为，一靠严格执行法律制度，二靠先进的公害防止技术以及这些技术的有效运用，也就是说是依靠“法律”和“技术”这两项法宝，在官民同心协力的社会基础上实现的。然而，笔者认为除以上两点之外，日本国内“细致的环境监测分析网络（体制）”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民间的环境监测分析事业所更是作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环境监测分析企业不但向政府提供环境行政所需的环境监测数据，同时帮助企业收集公害防止技术开发所需的环境背景资料（数据）。日本正是遵循了“环境监测当先锋”的原理，才真正找到了公害问题病根，对症下药地解决了公害问题。
然而，如图－４所示，1994年在日本的各种环境行业中，环境分析行业所占的市场规模还相当的小。但是，废弃物是否得到正确处理？公害防止装置是否正确发挥性能？不但，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需要环境监测，在制定环保规划，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时候都需要正确、充分的环境监测数据。可以说环境监测是落实环境保护工作，解决公害问题的关键所在。
３－２．日本的环境监测分析行业的现状
据1994年的统计，日本的环境监测分析市场规模大约为1,300亿日元，其中水质监测项目所占比重最大，达570亿日元，其次是大气监测项目为250亿日元（见表－３）。接下来按顺序为土壤·底泥、工业废弃物、噪音、恶臭、震动等。随着一九九七年开始的“有毒化学物质的控制”工作的实施，预计目前市场规模比较小的土壤·底泥或工业废弃物监测市场将有比较大的发展。同时，随着日本国内二恶英类（Dioxin）问题的表面化，在大气、水质、土壤·底泥等环境媒体样品基础上，废弃物、生物样品（血液、母乳）、食品中二恶英类的监测分析业务将明显增加。这些工作的开展预计将为环境监测市场带来100亿日元以上的业务。此外，PCB、DDT、Bisphenol A等被称作“环境荷尔蒙”的化学物质的研究在日本才刚刚起步，有迹象表明包括二恶英在内的有毒化学物质分析市场也将急速扩大。
1981～1992年的11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8.9%，其后的几年里一直保持接近10%的增长速度。但是，一九九八年受亚洲经济的影响，加上中国南部大雨造成的农作物危害，有些舆论开始担心今年是否可以实现8%的经济成长目标。
不管今年的经济状况如何，改革开放17年来，中国在实现了平均超过8%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与当年日本一样的环境公害问题。表－４列举了世界主要国家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表－５反映了中国主要城市的大气污染情况。在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上，第一位是前苏联，达2千5百万吨，其次为美国，大约2千1百万吨，排名第三位的中国大约1千8百万吨。单纯从数字上看仅中国的排放量就是日本的20倍。图－５反映了中国的二氧化硫和烟尘的经年变化情况，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从1981年的大约1,400万吨增加到1992年的1,700万吨。显示出伴随经济成长而增加的污染排放情况。同样，类似的公害问题也存在于水质环境方面。
中国的许多工业城市出于国家政策上的原因被设置在了内地，这种构造也给中国的公害问题增加了包袱。特别是贵阳、重庆、太原等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到了极其深刻的境地，同时这些地区也都在苦苦追求解决办法。一般来讲一九七九年九月国务院颁布《环境保护法》，被认为是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起点，但是严密地讲，一九八八年成立国务院国家环境保护局才是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真正开始。
一九八二年，日中邦交正常化10周年之际，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问中国时，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10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对此，中国政府鉴于国内的公害情况，提出希望将这笔无偿援助全部用于环境保护事业。这便是于一九九七年落成的日中友好环境中心的诞生历史。总之，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同日本一样是以环境“行政”和公害防止“技术”两方面为支柱的。
笔者根据日本的经验在此希望强调，要加速推动中国以环境行政和公害防止技术为基础的环境保护工作，有必要尽早创造条件，完善制度，培养中国的“环境监测分析企业”。
五、六 年代，那些在日本造成严重公害问题的企业，在公害原因水落石出、真象大白之后，便开始了漫长而艰巨的赔偿之路。一九九 年，由环境厅的年轻职员自发组成的“地球环境经济研究会”，从经济学的角度，就日本实际用于各项公害处理的赔偿费用同采取公害预防对策所需费用进行了研究比较。结果发现采取公害预防对策所需的成本远远低于公害处理的赔偿费用。表－６是根据研究结果总结出来的，在此，通过“水俣病”和“痛痛病”可以看出采取公害预防对策的明显经济效果。一九七二年，“水俣病”诉讼案件终审判诀，从一九七四年开始的三 年内，除每年支付健康受害补偿金额77亿日元之外，还要支付港湾污染受害补偿43亿日元和渔业补偿6亿日元，共计126亿日元。然而采取公害预防对策所需的费用每年仅为1.2亿日元左右（根据过去11年间的投资计算）。同样“痛痛病”的年赔偿金额达到25亿日元，而每年的公害预防对策费用仅需6亿日元。
四日市用于“四日市哮喘”的对策费用达148亿日元（用于全市范围的对策费用），如果按照受害最严重的畿津区的受害费用来推算四日市全市的受害费用的话，其每年的受害金额将达到210亿日元。采取公害预防对策的经济效果一目了然。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公害事件给受害市民以及社会造成的精神痛苦和社会问题是难以用金钱来计算的。在此，笔者希望中国企业家们，能够借鉴以上这些真实的日本公害实例，以贤明的眼光对待公害问题，切实·具体·认真地采取公害对策。因为这不但具有经济利益，更加具有社会利益。
到八十年代初，日本基本摆脱了受到困扰达30年的公害问题。一九八五年以后，随着地球温室效应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加深，日本国内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也开始转向全球性环境问题。甚至乐观地认为日本国内的环境公害问题已经解决，一些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也开始逐渐缩小。但是进入九 年代，日本的许多环境官员，通过频繁参加一九九二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的预备会议，增加了接触其他环保先进国家的机会，渐渐发现日本的环保工作同欧美等先进国家具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在二恶英等有毒化学物质的控制方面，甚至比欧美国家落后10年。在有毒化学物质控制方面的落后，不仅仅反映了日本环境监测技术的落后，同时也体现了污染控制技术的落后，是风险预警能力与数据管理技术的落后，进而言之，日本的环保工作同世界环保工作的脱节，是日本环保工作闭塞的表现。
表－７列举了当今日本所面临的主要环保问题（课题），但是，其中不包括前言中所提到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在此，笔者希望提醒各位，对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象日本一样面临这些环境问题的困扰。所以，希望中国的环保工作能够从现在开始就把这些环境问题放在视野之内，先哲先明，防患未然。
一九八五年七月，接受中国科学院的邀请访问北京是笔者的第一次中国之行。那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科学院召开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交流会。当时笔者是以环境测定分析专家的身份参加的，不隐瞒地讲，当时对中国的感觉是与其抓公害问题不如先解决卫生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国当时已逐步开始了经济改革，有些地区的公害问题也渐渐变得严重起来。
十年前的一九八八年笔者初到海南，得知海南将按照总体发展规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开发。让原来以农业为主的海南岛，通过新建工厂、铺设高速公路、修建机场、码头等大型开发项目，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凭着多年从事环境监测工作的直觉，感到海南伴随着经济的开发，今后也将同时面临公害问题的挑战。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和作为环保工作者的责任心，促使笔者产生了可不可以为海南的环境保护工作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的想法。当时的海南缺少大气环境自动监测设备，笔者便想到可以通过向海南无偿赠送大气环境自动监测设备，推动海南的环保建设。这个想法通过中国国家环保局很快便得到了海南省政府的批准。一九九 年一月，无偿援助海口和三亚市的大气环境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起动，笔者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虽然这次的援助活动仅仅局限于大气污染监测方面，但是由于遵循了「环境监测打先锋」的基本观点。所以笔者一直坚信这次活动有益于推动海南省的环境保护事业。
以此为开端，一九九二年我们独资在海口成立了“海南健桥环保有限公司”并设立日本绿-蓝株式会社驻海口办事处。在海南不仅投资成立了公司和办事处，还购置了一栋黄金地段的别墅作为永久性办公地点。为了继续援助中国的环境监测工作，一九九三年笔者在日本组建了非赢利性质的环境援助组织(NGO)—— 中国的环境保全支援委员会（以下称“委员会”）。随着委员会的创立，对中国的环境援助工作逐渐扩展到包括海口、三亚、哈尔滨、长春、西安、成都、南京、广州、珠海等全国各地10几个城市。
鉴于上述背景和为了更好地认识今日的海南，笔者荣幸地接受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际研讨会”的邀请．并有机会在会上作此演讲。最后，谨向“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际研讨会组委会”和与会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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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玮系日本绿蓝株式会社主任研究员